1950年初春，金沙江两岸的桃花尚未盛开，西昌机场的跑道却已经被匆忙起降的军机碾得坑洼不平。几天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电话响个不停，“胡主任，前线来电！解放军已经逼近雅安——”参谋话音未落，的目光里只剩慌乱。短短数月之间，一场以川、滇、黔、康四省为舞台的生死决战，将国民党最后的主力与大西南的深山峡谷一起牢牢绑在了命运的轨道上。
时间回溯至1949年5月，长江防线被突破，南京易帜。蒋介石退居重庆，连日召见胡宗南、宋希濂，摊开地图反复强调：“西南不能失。”在蒋的设想中，崇山峻岭是天然壁垒，滇缅通道还能与海外呼应。然而这张名为“复国”的蓝图，内里却是一只关不住怒涛的纸船。
中共中央并未给这只纸船喘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6月在西安碰头时，只用两句话定下基调——“兵贵神速”“各个断根”。随即组成西南局，电令第二、第四、第十八兵团采取三路并进：北线自陕南折向巴中剑指成都；中线沿黔北山道奔泸州；南线依黔桂铁路杀入滇东。调动二野、四野及西北野战军部分精锐，总计三十余万，速度成为最锋利的武器。
7月中旬宝鸡落入解放军之手，胡宗南仓促弃汉中。川陕交界的秦岭古道云雾缭绕，却掩不住国民党第九、第十三军仓皇南撤的车辙印。走到广元时油料断供，许多汽车被点火烧毁，像一道道无声火炬提醒人们：西南屏障的第一道门已洞开。
此时的四川内部暗潮汹涌。、邓锡侯等川军旧部早尝过与中央政府掣肘的滋味，蒋介石的“改编令”更让他们坐立难安。12月9日，刘文辉宣布起义，川康地区十二万兵力瞬间变色。有人形容那一刻“川西大地像换了天”，因为所有隘口、仓库、电台的钥匙都递向了西南进军部队。
从重庆到昆明，铁路、公路、水路点点皆失，胡宗南只剩下西昌这一块巴掌大的跳板。12月23日夜，他召集幕僚，看似磋商如何固守，实则暗中预订了飞往海南的座位。副官小声劝阻：“长官，部队还在等命令。”胡宗南摆摆手：“此地不宜久留。”凌晨飞机轰鸣起飞，留下八十万同袍自生自灭。一周后蒋介石电令其返川，胡宗南只好又折回，但威信已如破镜难圆。
1950年1月起，解放军在川南、黔北、滇东三线同时推进。凭借“划小部队、分路穿插、专攻要隘”战术，仅用两个月便切断了国民党各师之间的联络。补给线瘫痪后，山路上出现成队的马骡尸体，军械散落一地，那些曾在“湘桂反攻计划”档案里被重笔描绘的番号，如今只剩残旗。
3月上旬，罗列接替胡宗南，匆匆整编残部，妄图倚重川滇边的日月山口突围。可山口早被二野五兵团封死，火力点层层交叉。3月24日清晨，罗列亲赴前沿侦察，炮弹在峡谷轰鸣，他摘下望远镜苦笑：“已无路可走。”两日后，他将指挥权交代给副官，换装平民服饰，潜逃西昌机场，终被机腹带离大陆。
山里的枪声并未因主帅遁走而停歇。3月末，解放军展开总攻：第18兵团夺泸沽湖，西南服务团接管凉山州，各路大军会师雅安。包围圈逐渐收紧，133个师在70多处山谷被分割包夹。米粮尽绝、弹药见底、通讯中断，军官们只得举白旗。投降的长龙沿着山道蜿蜒数十里，缴获的步枪、迫击炮、山炮堆成了器械的山丘。
前后不足九个月，西南战役终结。歼灭与改编92万余人，解放了西南广袤国土，也切断了蒋介石企图借滇缅走廊退却海外的最后希望。从此，曾被称作“坚如磐石”的西南防线，仅剩断壁残垣；而那条从宝鸡延伸到昆明的行军路，成为解放军征程上最漫长却也最干净利落的一笔胜利纪录——没有援军可期，没有退路可走，枪声落定，尽是漫山遍野的缴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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